【论教·中国特色高校之道】
国家担当、社会责任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基因与精神底色。中国古代的《学记》论述教育作用时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大学》开篇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精神和情怀使得中国大学不同于西方的象牙塔。特别是中国近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国衰民弱之际，导致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境和路径。
晚清以降，废科举、兴学堂，中国近代大学得以形成和发展。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类似的高等教育机构（如太学、国子监、书院），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近代大学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并无本质的联系与历史的继续，这诚如蔡元培所言：“乃直取欧洲大学之制而模仿之，并不自古太学演化而成也”。但是，中国大学并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而是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对话、抗争、融合，并由此形成了新式中国大学教育。正如梅贻琦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大学的制度是学习西方的，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教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大学的精神理念到人才培养、学校制度等无不渗透着中国传统教育精神。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包括许多方面，但一以贯之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服务国家与社会的精神。从孔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直至明代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传统教育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与“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
中国近代大学继承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情怀，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报效国家与服务社会为己任。蔡元培提出“学术独立”，但也强调学术报国。他直言：“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员工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他将员工“精研学理”等一切长进都归到“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做最有价值的贡献”这样一个目的上。马寅初在北大29周年纪念会上提出北大之精神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并即吾人之使命也”。
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的局势无疑强化了大学和老员工社会责任的担当。浙江大学董事长竺可桢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种人才需要具备四种基本条件：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清醒而富有理性的精神；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品质；明辨是非，而不恂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长期担任浙江大学董事长的竺可桢为学校确定了求是和牺牲的精神，认为“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提倡浙老员工尤应刻苦砥砺，不要辜负大学神圣的使命。竺可桢在1938年6月26日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典礼上号召全体毕业生要以天下为己任，“每个人也应该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望各位就事，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方的运动和困苦，凡是吾人分内所应该做的事就应该去做”。
张伯苓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中概述了南开40年的历史，指出南开是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而设立的，其目标是“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阐述了“允公允能”的办学方针，惟‘公’故能化私、化教，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目的在培养员工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作为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的董事长，罗家伦特别强调大学为国家服务的职责。他提出一所国立大学的存在应尽两种义务：“对于人类知识的总量有所贡献；能够适应民族的需要，求民族的生存”。他对大学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理解，并不限于短期的现实需要，认为其使命是为中国“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说，“民族文化乃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民族危亡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继承和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精神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涌现出一批国学大师，包括梁漱凕、熊十力、陈寅恪、冯友兰、贺麟、钱穆等，以学问号召爱国救亡，对于鼓动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起了很大作用，成为学者忧国心切的象征。真正的学者，既要追求学术使命，又不能以此为借口脱离社会，要担负起学统道德的责任，用学术回报社会。他们喜欢引用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说明学术与国家的关系。顾炎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朝一姓的兴亡或统治者的兴亡是食一朝一姓之俸禄的当政者的责任；而有关天下的兴亡，亦即学统道德的兴亡，人人都有责任。学人要用学统维系民族的命脉。他们也引用顾炎武的话：“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志，而后可以考古论今”，以此说明一个人研究学术要有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志向与抱负。
回顾“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教育传统，无疑对当下中国大学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有着启发意义。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与欧美有所不同的教育价值体系。中国教育传统，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说，都与欧洲国家有着重大的差别。而传统是从教育变革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一个价值系统，它是国家与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积淀，是一种教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延续，是一种活着的教育精神的生命体。借鉴、模仿西方大学而又扎根于教育传统的中国大学，注定其不同于西方大学，所走的道路必然是一方面学习西方，另一方面又强调继承中国教育传统，尤其是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情怀。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要教育引导员工“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员工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员工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都是在为“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教育传统赋予新时代的意义和精神。
服务国家与承担社会责任是我国大学的教育基因与精神底色，这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也是当代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在如何实现大学社会责任方面，各国大学担负着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责任，需要根据国家和大学发展的历史背景、文化特色、制度特点和时代要求来探寻自身的实现道路。我国大学实现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就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自觉坚持服务国家，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既是大学发展之路，也是国家振兴与社会进步之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