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名气大 教师队伍牛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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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学校的支柱，世界一流大学的团队，也必定是一流的。那么，他们是啥样子？他们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工作的？下面就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观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到美国求学，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斯坦福大学等院校学习或者工作过。按照上海交通大学最新的学术排名，这三所大学都排在世界前50名。他们之所以名气大就是因为牛人多，就拿诺贝尔奖来说吧，斯坦福有36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有18个，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有6个。

诺贝尔奖不授予数学家，数学界的最高奖则是菲尔兹奖，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分别都有两人获奖，获奖人数皆名列世界大学前10名。在这两个学科大奖不涵盖的其他学科领域中，这些学校也都有许许多多世界上领风骚的人物。

我还有个特殊的经历，我在圣巴巴拉和斯坦福学习和工作时的两个导师都担任过多年的校级领导，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美国大学的管理方式。

特别是，我于2010年借学术休假的机会又回斯坦福充电，因为没了学业的压力，就有看路边风景的心情，旁听了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等多个系科的课，同时也参加了这一年之内斯坦福请来的几乎所有知名大学的学者的学术讲座，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讲座。所以，我的观感既有点又有面，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不拘一格选拔世界一流老师

一流大学的老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还要创造发明，不断做出领世界风骚的科研成果。学校保持创造力和活力的主要秘诀就是，招揽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让他们的思想相互碰撞，激发灵感火花，从而做出学术突破。

一所大学在多大的范围内选拔团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一流的级别。在一个国家内部选拔人才，只能成为该国的一流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的老师，那么就要在全世界范围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斯坦福大学聘任老师的原则就是，选拔在世界范围内该学科最顶尖的人才，而且特别关注出自不同文化背景者，因为这样的队伍才更能激发出创造力，做出重大的科学突破。

人们普遍认为，数学是全世界统一的，没有太多文化上的差异。事实上，虽然数学研究成果的鉴别标准国际一致，然而数学理念的突破，则可能受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教师队伍，除了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波兰、中国、印度、伊朗等国家的学者。

2014年，该系的伊朗裔教授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获得菲尔兹奖，她是自该奖设立近百年来，第一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女数学家。评奖委员在说明她的成就时，特别强调她从波斯文化的角度对曲面几何做出了杰出贡献。

无独有偶，在同年获奖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曼纽尔·巴尔加瓦教授则是来自印度，他从小跟爷爷学习梵文。2010年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巴尔加瓦应邀来讲学，他的讲座题目是《数学与语言学》，就谈到他从古梵文诗歌中发现的一个数学规律。

在世界数学发展史上，波斯人和印度人做出了不少杰出贡献，从这两大文明体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才，在顶尖级的学府里与其他文化背景者一起工作，就有利于做出新突破。

不仅文化背景差异有利于激发创造力，不同学科背景者在一起工作，也会发生激烈的思想碰撞，从而做出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就拿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系来说吧，该系一共有十几名教授，这些教授大学本科的专业有数学、哲学、心理学、电子工程等，后来才选择了读语言学博士，最终不少人都成为语言学界的风云人物或新学派的创始人。

在生物界，近亲繁殖必然导致物种的退化，不同品种的杂交往往可以产生强壮的下一代，学术界也是一样的道理。世界一流大学采取各种措施以杜绝近亲繁殖现象的发生，他们规定本校毕业的博士生不能留校任教，如果在外边闯荡有了突出成就，才可以考虑请回母校任教。在这些学校，绝不见一个知名学者身边都是自己培养的弟子这种裙带现象。如果一个系科被一个大学者和他的一帮徒子徒孙所占据，形成家族式的状况，就必然导致创造力的衰退。

三从工资和休假制度上激发创新热情

如果一个人长期待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就会不思进取，从而丧失创造力。所以这些大学则从工资和休假制度上来激发老师的科研热情和创新活力。

美国大学多实行年薪制，就是规定好一年给老师多少钱，然而却在9个月内平均发放完，其他3个月则不发薪水。这是大学有意给老师一个错觉：大学每年只雇你9个月，每年暑假这3个月你得自己去“觅食”。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多数人要么通过申请科研基金，要么到其他院校或者国外大学机构参与合作来给自己发工资。如此一来，很多人的科研成果在增加，科研水平也在提高。

知不足，然后能自强也。一个老师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不动，知识就会固化老化，创造力因而也就跟着下降。这些大学都有学术休假制度，规定五六年中，老师可以带薪学术休假一年，这一年老师可以专心做科研，给自己充电。老师们的充电方式有多种多样，这里介绍几种我所亲见的。

第一种方式是走出去，到世界其他知名的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做科研。2010年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我的导师保罗·柯帕斯基教授就去德国著名的马克·普朗克科学院做了半年研究。

斯坦福校园里，一直都有很多来自其他院校的访问学者。我在那里访学期间，哲学系来了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教授，我听过他两次学术讲座。

这种学术交流是双赢的，一方面来访者自身可以进步，另一方面也为所访问的学校带去了其新思想。要知道，这种交流与中国大学的老师进修不同，我们一般是地方院校派老师到名校取经，而人家的是同级别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观点碰撞。

第二种是待在本校向同专业的同事学习。比较而言，“不耻下问”并不是最难的，在上者问在下者，起码可以落一个“虚怀若谷”的美名。最难的则是“不耻中问”，因为平辈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在我访学期间，语言学系的资深教授汤姆·瓦沙学术休假，他那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就一边做自己的研究，一边听本系琼·布兰斯南教授的课。他们两个的研究方向不一样，汤姆是研究语言认知的，布兰斯南则是词汇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那一学期布兰斯南上的是给研究生开的实验句法学，我也上了，而学术休假的汤姆教授就跟我们研究生一样，准备阅读材料，按时上课，积极发言。汤姆教授的做法在美国大学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第三种方式就比较独特了，让有不同学科背景者为邻。斯坦福大学专门建立了一栋大楼，学术休假的老师可以在那里申请一间单独办公室，这里汇聚着全校不同系科的学术休假的老师，他们的交流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访学期间，我拜访了历史系的华裔学者张少书教授，他也是处于学术休假期间，他就离开历史系的办公室，每天专门到学术休假办公中心搞研究。用学术交叉来激发老师们的灵感，大学真是煞费苦心，别出心裁！

斯坦福校园内部的这种供多学科背景的学者走到一起的机构，欧美许多国家也有国家级别的类似组织。美国的就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们把不同学科的天才招揽在这里，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自由交流自由碰撞，这种机制往往会造就世界风云学者。爱因斯坦的后半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后来的思想深受本院同事——大数学家哥德尔的影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和杨振宁也曾在这里工作过。

法国也有类似的国家机构，这里不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机构把各个领域的大学者招揽在一起，让这些人朝夕相处，相互交流，学术突破由此而产生。我的导师、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校区的李讷教授就曾到这里一年。

四老师没有行政职务的压迫感

一流大学都有平等和民主的氛围，因为这是科学研究不能缺失的东西。新来的年轻老师在职称和待遇上肯定得从头起，但是其他任何条件都与老教师没有区别，都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而且办公室大小都一样，除此还给他们一些特别的照顾，比如给他们科研启动费，给他们专门做研究发表论文的时间。因为大学知道，这些年轻人代表着学校的未来。

我也从未听说哪个老师热衷于行政职务，大学的行政职位设得很少。拿斯坦福大学来说吧，它的科学与人文学院一共有27个系，包括物理、化学、生物、英语、心理学等这些传统系科，然而整个学院只有一个正经理，外加两三个副经理，每个系只有一个系主任，不设副系主任岗位，也没有教研室主任之类的头衔。可是这个学院充斥着世界级大牛，仅2012-2014年这三年，生物系和化学系就有4人获得诺贝尔奖，可是无人因此就戴上各种“长”的头衔，没有行政职务的压迫感，少了论资排辈的无奈，大家都可以集中精神、轻松搞科研。

五“君子之交淡若水”的人事关系

在世界一流大学里，不论是老师之间还是老师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君子之交淡若水”来形容。那里的人事关系非常单纯而简单，领导要操心的事情也少，不用调解人事纠纷，清净的环境也是专心做科研的保证。

君子之交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从而达到教学和科研的最佳效果。还拿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来说，各个学派的老师都有，他们的语言哲学观相互对立，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大家学术上有不同的追求，然而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在相互竞争中进步。

这个系最知名的语言学家就是已故的格林伯格，他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鼻祖，现在该系的会议室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则是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系里起码有三位教授都是乔氏门徒。要知道，这两种语言学派在学术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学校却有意识地雇用这两种学派的人，为的是保持学术的创新力。

老师和员工之间除了学业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方面的瓜葛。老师的家务事不需要员工操心，老师的生活问题不需要员工打点。反之亦然，这样双方都轻松，都可以把心思专注于学业和科研上。

美国的大学没有围墙，人际关系上没有圈子。大学内五花八门的学术团体，就是圈子，这个圈子不是根据国家民族、毕业的院校、出生地域等关系而形成，而是以学术兴趣相投组合在一起。

六心无旁骛专注于教学与科研

一流大学校园的主旋律只能有两个：教学与科研，不能有其他杂音。他们的老师很有定力，心无旁骛，故能宁静致远。因为要在学术文化上出杰出成就，人就不能太物质化，不能让物欲占据整个大脑，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都明白这个道理。

我在美国大学那么多年，不论是老师之间，还是老师和员工之间，也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没有听说有人谈论房子的大小、科研经费的多少、工资的高低或者汽车的品牌这类话题。在斯坦福访学期间，我时常到医学院和生物学系的餐厅吃饭，每天中午都有几百号人来这里吃饭，我静心听一下周围人都在说些什么，结果发现，大都是在交流与工作有关的事情，他们往往是把吃饭时间当做交流研究心得的机会。

我在圣巴巴拉校区工作期间，我的导师李讷教授一般都是利用吃中午饭的时间来与我交流学术问题。从吃饭时人们所谈论的话题，可以窥出他们的精神追求。

这些大学的校园也从来没有见到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培训班，更没有借各种名目发文凭的班级。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整个校园静悄悄，一派田园诗般情调，人们都在做科研写论文。

七 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职业

人们常说“干一行爱一行”，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则是因为爱这一行，所以才干这一行。这些大学的老师，经济状况算不上富人，过的就是普通生活，像大学年轻老师的起薪，还没有企业同级别的高，但这些人都有发自内心对教育和科研的热爱，把这些作为生命的一个部分，对科研和教学的热情一直能够燃烧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沃尔特·莱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物理学教授，他的课深受员工们的喜爱。他教授的物理学课录像被放在网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观看。我也系统看了他的物理学入门、电磁学、机械振动等课程。即使他已经年过古稀了，如果这天有课，他早上6点多就和太太一起驾车到学校，在教室里反复演示各种实验，以保证教学不出差错。而且他把每堂课的内容都烂熟于心，上课时从不看教案，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写出公式定理的推导过程。

在他退休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全校的师生来了很多，挤爆了整个礼堂。莱文教授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感触至深，当他说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里讲课”这句话时，不禁老泪纵横。是呀，讲堂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只有把讲堂视为生命者才会有这样的情感！

我在斯坦福访学期间，遇到三位老师的年龄都是70岁以上了，一位是语言学系我的导师保罗·柯帕斯基，一位是统计学的老师，一位是计算机系教信息论的老师。他们不仅能够作出重要的科研成果，而且还站在科研第一线。这些人都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工作，他们都已工作多年，而且是知名教授，拥有优厚的退休待遇。

我的博士生导师伊丽莎白·特洛格特教授虽然年届八十，退休多年，却仍精力充沛地从事科研，到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前两年在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代表着该学科的最前沿研究成果。

美国老师的敬业精神也是感人的。在我写博士论文期间，几十页的论文章节，特洛格特教授从来不拖，一般不会过一周，她就会把详细的意见，包括用词和语法错误，写在一张纸上，紧接着的下一个星期，往往会有一个详细的约谈。美国的这些老师，热爱科学研究，敬业乐业，所以才能活到老干到老。

八专业研究与热衷科普并重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是干任何事业的最高境界，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不仅从科学研究中获得快乐，也让大众在快乐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有两个特征，一是能取得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二是能写出风靡世界的科普著作。因为他们都明白，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拉近大众与他们的距离，提高大众的科学素养，是产生科学大师的重要基础。

所以，霍金是剑桥大学牛顿讲席教授，他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风靡世界。斯坦福也有很多这样热心为大众服务的教授。我在中国读大学的时候，就看过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波利亚《怎样解题》、《数学与猜想》等这些普及性读物。我到斯坦福的时候，这位数学家早已去世，数学系有一门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数学课，是专门培训老员工参加数学竞赛的。访学期间，我也旁听了这门课。

很多人可能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可能都是工作狂，其实不然，在斯坦大学的校园里很少看到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的现象。每天下班以后，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期，整个校园就是田园般的静谧。因为他们心静，考虑的事情单纯，所以除了科研和教学以外，还有时间娱乐。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语言学系和心理学系的老师，自行组织了一个乐队，他们自己写词谱曲，每周在一起演练。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晚间他们还给大家表演。他们的娱乐方式也充满创意，反对模仿提倡创新。

清华大学前董事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亦非谓用钱聘若干名人之谓也，造就大师之谓也。

□石毓智

（《世界一流大学如何打造一流团队？》由金羊网为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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